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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黑暗传汉族活态诗史神话史诗 论文摘要:受到文化界广泛关注的汉族民间叙事长诗《只暗传》作为一种“活态诗史”,具有“神话史诗”的特征;完全可以将《黑暗传》认定为“汉民族神话史诗”。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即受到文化界热烈关注的汉族民间神话历史叙事长诗《黑暗传》,终于在2002年4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有了第一个正式出版的文本,不能不令人备感喜悦与激动! 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黑暗传》是由胡崇峻完成的“整理本,,。因此我们的评说首先就民间文学的整理问题展开。《黑暗传》的第一个节录文本,见于1983年底编印的《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中。随后他又搜集到六七个抄本,集合起来成为《神农架黑暗传多种版本汇编》一书,于1986年由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印出。当时我在中国神话学会主席袁坷先生的支持下,将它作为汉民族的“神话史诗”(广义的神话史诗)予以评论,一时间受到文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引发争议。因《黑暗传》在广泛流传中生发出多种口头与书面(抄本)异文,就《汇编》中收录的文本来看,在内容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又有许多歧异,加之文本残缺不全的情况也很普遍,因此胡崇峻就产生了要进一步搜求内容更完整的本子,从而整理出一个集大成的完善文本的想法。我和袁坷先生都赞赏他的宏愿。袁先生于1987年2月23日复信道: 关于《黑暗传》整理问题,我以为宜持非常慎重态度。就现有8种残缺版本,似尚难团满达到整理目的。尚须作更广泛搜集,最好能搜集到接近原始状态的本子。整理时润色要恰到好处。至于“发挥”,则应着重原作精神,略事点染也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离开本题,加入现代化的思想。 为进行更广泛搜集,这十几年胡崇峻可以说是如痴如迷,饱尝艰辛。他曾九赴兴山,三到株归,八奔保康,三至房县,只要听到有一点线索,他就抓住不放,既有过受人坑骗的烦恼,也享受过“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喜悦。“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有了一系列新收获,如保康县店娅镇一村民家收藏的《玄黄祖出身传》抄本,计96页,20回,3000余行,就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本子。还有神农架林区宋洛乡栗子坪村陈湘玉和阳日镇龙溪村史光裕口头演唱的《黑暗传》也较为生动完整。在占有丰富的口头与书面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仔细鉴别比较,胡崇峻便以《黑暗传》、《黑暗大盘头》、《混元记》、《玄黄祖出身传》等7份抄本和曹良坤、曾启明、史光裕、陈湘玉等十几位歌手的口述文本为基础,选取其中意趣和文词更为丰富生动的部分加以拼接,构成这一个新的文本。诗中的故事情节和文句均有来历,他不仅没有杜撰和改变原有的故事,文句上也只是根据情况略作修饰润色,尽可能保持其原貌。这是值得赞赏的。 关于民间口头文学的整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一直坚持“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至于整理的方式,大体有两种,一是就一种比较完整的记录或版本进行单项整理;二是对表现同一母题而拥有大同小异若干异文的作品,选取比较完善的一两种为主干,再吸纳其他文本优点,进行综合整理。“不管上述哪一种整理,都应当努力保持作品的本来面目,主题和基本情节不变,保持群众的生动语言,保持民间创作特有的叙述方式、结构和艺术风格。”“整理者的目的,就是把人民群众的好作品发掘出来以后,作些必要的和可能的加工,使它们恢复本来面目,或尽可能完美一些,以便列人祖国各民族的文艺宝库中,长久地广泛流传”20世纪50年代受到人们广泛赞誉的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就是在占有多种异文的基础上,采取上述“综合整理”方式而得以问世的。胡崇峻对《黑暗传》的整理,正属于这样的“综合整理”。他以十分审慎的态度和在神农架地区多年从事民间文学的丰富经验来从事这项工作。我读过大部分原始资料本,这次欣喜地捧读整理本,觉得它内容更丰富,文辞更优美,对读者也更具吸引力。从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就是“作些必要的和可能的加工,使它们恢复本来面目,或尽可能地完美一些”这一标准来衡量,整理本是基本上达到了上述要求,因而是成功的。 自然,由于受着各种条件的限制,整理工作不可能尽善尽美。《黑暗传》的多种文本在鄂西北、鄂西南的广大地区时有新的发现,不能说这个整理本已将它们囊括无遗;《黑暗传》文本体系较为复杂,不仅是古代圣贤典籍与山野民间文化的杂揉,而且同时受着儒、道、佛“三教”思想的浸染。因而对有关文本的评判取舍是否恰当,拼接是否自然合理,都容许批评和讨论。整理者的最大优点是具有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性与可读性,至于对研究者来说,如果能将原始资料本一字不动地提供出来,自然也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我们在肯定这个整理本的同时,也欢迎人们在《黑暗传》的研究整理上进行另外的尝试。 关于《黑暗传》是否为汉民族“神话史诗”,是十多年来引起人们争议的焦点,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我和袁坷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阅读胡崇峻拥有的全部资料并了解到它流传的文化背景之后,认为它可作为“汉民族广义神话史诗”来看待。后来虽有人发表文章提出异议,甚至用刻薄的语言嘲讽我们是出于对中外“史诗”的无知而妄加评判,我们仍坚持《黑暗传》的“史诗”说。袁坷先生不幸已于2001年去世,他在病中给我写来的信里,仍不改初衷:“至于我从前神话史诗的提法,至今检讨,尚无异议。” 坚持这一说法的理论依据何在?“史诗”本是出自希腊文的外来语,其传统定义和标准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希腊英雄史诗中引申而来。千百年来学人沿用这一传统定义,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弄得许多国家因没有这类“史诗”而在文化创造力上遭到贬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家开始打破这个洋教条,除肯定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为杰出的英雄史诗之外,还提出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中间,流传着古朴神奇的“神话史诗”或“创世史诗”,它们是一个“神话史诗群”。我正是受到了这一发现的启示,才将《黑暗传》和它们捆绑在一起予以评说。因为不论就其内容、形式、文体特征以及存活的民俗文化背景来看,这些作品都十分接近,显而易见属于同一类型的口头文学。如果无法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学者的“神话史诗”说,以及被公认的西南少数民族的众多“神话史诗”作品,那么,同它们在这个“神话史诗地带”上连体共生的《黑暗传》所具有的“神话史诗”特征,也就难以被否定。 最近,从《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上读到芬兰著名学者劳里·航柯的《史诗与认同表达》这篇富于创见的史诗论文,更坚定了我关于《黑暗传》为“神话史诗”的理念。原来以希腊史诗为惟一标准的传统“史诗”概念,早就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陈腐解释”和“僵死的传统”扔在一旁了。请看他的精彩论述: 史诗是“一种风格高雅的长篇口头诗歌,详细叙述了一个传统中或历史上的英雄的业绩”这种陈腐解释带来的问题是,与它发生关系的总是特殊的英雄史诗,以至忽视了相当多的传统史诗种类。 近些年中,西方学者备感“荷马样板”是束缚,而不是鼓舞人心的源头活水。在史诗的比较研究中这种态度更为突,其中包括那些非欧洲口头史诗的研究著作,这些是建立在活态传统调查经验之上的成果;对此,约翰·威连慕·约森讲过多次。他说: 我希望希腊史诗刻板的模式,一种在现实行为里再也看不到的僵死的传统,不该继续统治学者的思想。希腊传统只是许多传统之一。在非洲和其他许多地区,人们可以在自然语境中去观察活态史诗传统。在表演和养育史诗的许多地区,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史诗是关于范例的伟大叙事,作为超故事是被专门的歌手最初表演的,它在篇幅长度、表现力与内容的重要性上超过其他的叙事,在传统社会或接受史诗的群体中具有认同表达源泉的功能。 对外来的耳朵来说这种冗长无味的、重复的叙事,都在特殊群体成员的记忆中通过他们对史诗特征和事件的认同达到崇高辉煌。对史诗的接受也是它存在的荃本因素。如果没有某些群体至少是一部分的欣赏和热情,一个叙事便不能轻易地被划为史诗。 航柯教授担任过国际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主席,因在研究上的卓越成就,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关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决议。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史诗就是表达认同的超级故事,所谓认同即史诗所表达的价值观念、文化符号和情感被一定范围之内的群体所接受和认同,乃至成为他们自我辨识的寄托。许多民族至今依然存活于口头的“活态史诗”便具有这样的功能。他着重从文化功能上来界定史诗。这一功能的发挥虽然同史诗的长度、内容的重要性、艺术表现力及专门歌手的演唱等特征密切相关,但绝不能以希腊史诗所谓“风格高雅的叙述”为样板,形成束缚学术界的“僵死传统”。这些论断对我们评价《黑暗传》是再合适不过了。《黑暗传》就是一种“活态史诗”。它采取多种口头与书面文本世代相传,作为“孝歌”、“丧鼓歌”由大歌师以隆重形式演唱,深受民众喜爱;它以有关盘古氏开天辟地结束混沌黑暗,人们崇敬的许多文化英雄在洪荒时代艰难创世的一系列神话传说为叙说中心,“三开天地,九番洪水”,时空背景广阔,叙事结构宏大,内容古朴神奇,有力地激发着人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完全具备“史诗”的特质。如果说在那些因受流传条件的限制而变得残缺不全的文本中还感受不到史诗的魅力,那么,在胡崇峻整理的这部长达五千多行的诗篇中,史诗的形态就展现得更为充分了。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热情关注“活态史诗”,并以文化多元论的新视野来充分肯定这些“活态史诗”珍贵价值的情况下,我们再检起这个话题,将《黑暗传》作为“汉民族神话史诗”来看待,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关于《黑暗传》的特色与价值,我写过好几篇文章。2000年写成的(((黑暗传>追踪》,发表在台北出版的《汉学研究》上,受到海峡两岸一批热爱中华文化的学人的好评,他们也满怀兴趣地打算介人《黑暗传》研究。但这些成果都只是初步的。以关于《黑暗传》来龙去脉的探寻而言,我初步断定它形成于明代,并同明代叙述神话、历史的通俗小说有关联。但这是就长篇歌本的构成来说的,至于其中的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在丧葬仪式中把这些神话传说作为“丧鼓歌”来咏唱的习俗,显然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据胡崇峻最近告知,他读过的一部清同治年间刻印的《保康县志》中,载有“唯有农夫最辛苦,唱罢三皇唱盘古”的诗句,可见这一民俗事象有着深远的根基。又从有关房县“流放文化”的报道中得知,房县是中国古代四大流放地之一,从秦朝开始,先后有14位失宠的帝王将相和上万名达官显宦被流放到这里。《黑暗传》正分布在古房县的地理范围之内。《黑暗传》中深厚的中华古文化积淀,决不会是空穴来风,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这些被流放的“文化精英”也融合到了《黑暗传》这类民间文化成果的创造者之中。 总之,《黑暗传》的许多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相信随着这个整理本的问世,会激起人们研究和评论《黑暗传》的又一个热潮。 不是《长恨歌》那种,我个人对史诗的定义如下: 一,由劳动人民创作所得 二,年代跨度长 三,以神话和历史为素材 四,可以体现国家精神 我的解答是:产生史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市场经济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一种是,宗教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和古埃及都是行政系统占主导地位,所以都没有产生长篇史诗。 你可能是想说为什么汉民族没有史诗。 首先,我强调一下一个史诗的基本设定:史诗不是为了记录历史的,也不是为了展示文学性的,文体。所以,任何从文学角度或者史学角度解释汉民族没有史诗的,都可以确定他们对于史诗根本没有去了解,更不论是理解,他们就算是读了荷马史诗、读神曲,也都是用跪下、膜拜的姿态去读的。史诗是纯娱乐性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亚欧大陆上的游牧民族中一小部分人为了生活而编故事唱出来,取悦大众,混口饭吃的手艺。编故事要有取材,所以经常会涉及与历史相关的一些传说,偶尔和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重叠。由于取材于民族传说,所以往往史诗中有大量的神魔鬼怪,比如贝奥武夫里有水妖、飞龙,荷马史诗中有大量神祇和妖怪,亚瑟王里也有梅林法师和地精等等。史诗表演时,往往是盲目的游吟诗人演奏简单的乐器,甚至什么乐器也没有,清唱(格萨尔王传),档次高一点的演出中,旁边还有侏儒带着红鼻子头扮演各种角色,进行打斗,斗法等等,主要通过形体来配合演唱者,以期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唱到的故事情节。史诗往往曲调相对简单,因为叙事为主,曲调过于抒情、过于复杂不利于推进故事情节。综上所述,史诗是娱乐性的,这是最基础的设定,也是亚欧大陆上史诗能够有听众、能够流传的本质原因。 接下来再说汉民族的史诗。不要扯24史,也不要扯孔雀东南飞这种叙事诗。24史是严肃的官方文献,孔雀东南飞是讲究艺术水平的文学作品。从史学和文学角度去解释,错大了。 其实汉族有史诗,而且艺术水平远远比其他民族包括欧美民族的史诗水平高,且内容丰富。只是汉族的史诗,不叫史诗。而是属于说唱。这是一个大门了类,在北方叫大鼓书,在南方,有其他名字,比如评弹。北方的西河大鼓、东北大鼓、梨花大鼓、木板大鼓等都有长篇大书,大部分是唱,中间有说白,有趟子活(在评书中在叫赞、相声中叫贯口)。其中一些大鼓书在清代说唱分流,一部分艺人放弃唱,保留说白,成为评书。比如梨花大鼓,分出一脉北京评书,东北大鼓和西河大鼓分出一脉东北评书。传统篇目有《列国》《三国》《封神》《隋唐》《前后汉》《五代》《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这些都有大鼓书篇目保留。更是在评书中有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大鼓书艺人,就是其他民族唱史诗的游吟诗人,大鼓书,就是史诗。从题材说,主要是历史英雄故事,神话传说,这个和其他民族的史诗相同。从形式上,都有唱都有说,都押韵。而且汉族的大鼓书还增加了公案类和武侠类,远远比西方史诗更丰富。所以说,汉族不是没有史诗,大鼓书就是史诗,大鼓书中的长篇大书,就是史诗。而且大鼓书还在演唱传承。其他民族的史诗已经失传了。 现在学术界有人鼓吹湖北神农架地区的《黑暗传》填补了汉族史诗的空白,我只想说搞文科学术研究的人,实在是不学无术,黑暗传是不是史诗我不去质疑,明摆着还有人在唱在说的大鼓书、评弹和评书为什么就被学术界忽视了,这就是咱们汉民族的史诗啊。因为史诗是清末民国期间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也因为那些知识分子不听大鼓书,也因为中国的大鼓书艺人不搞学术研究,所以两者错过了,否则如果是我去翻译外国的史诗,我会按翻译成大鼓书,而不是史诗。 欧洲,文学一直是短板,哪怕到了现在。他们的文学水平和中国其实是没法比的,他们文学的高峰出现在进入工业时代后的长篇文学,而且顶峰就是哈代和托尔斯泰。民国期间随便一个不入流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就秒杀欧洲文学作品。他们古代更是文盲时代,所以把游吟诗人都当成文学启蒙者。在中国,古代就有说书唱书艺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只能说,是中国人尤其学文科的人,对欧洲崇拜过度,以为他们什么都比中国好,实际上文科的东西他们太low了,才会把史诗捧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中国,文化太昌隆,所以史诗(大鼓书、评弹、评书)排不上名。因而被忽视了。 所以。以后不要再持“汉民族没有史诗”这种观点了。汉民族有史诗,就是大鼓书。以及评弹、评书。 有了史书这种更高级的形式为什么要用史诗这种低级玩意儿啊? 因为古代汉语汉字不适合记录口语,也就没有记录下通常产生于“民间口诵的长篇史诗”。 中文老祖宗甲骨文,起源于祭祀、占卜用的字符,是“与神沟通”的文字,只关注书面表达,逐步发展成使用“之乎者也”独特语法的文言文书面语,与口语完全脱节。 而西方拼音文字,从古代的希腊、罗马文,到现代的英、法、拉丁、德等,均来自古代腓尼基人字母文字。腓尼基人当时绕着地中海做生意,必须与操不同语言的众多种族沟通,发展出“与人沟通”的拼音字母文字,从一开始,书面语就与口语相一致。 中文优点,是非常稳定,书面文字不会随着不同发音而变形。大中华能长期保持统一,至今形成伟大的中华文明,汉语汉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文还有表意文字独特的“阅读美”,这是拼音文字完全无法做到的。 但人的大脑思维是用口语进行的,古代中文在书写表达时,需要翻译成书面文言文,这就极大限制了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例如,记录孔子论述的“论语”总共才1万6千字,因为他的学生记录时,需要翻译成书面语记录,加上复杂繁体字,实在是记不快。对比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由于有雇佣的专业“抄写奴隶”用拼音对他的演讲进行记录,却能留下百万字的著作。 古装电视剧中常常出现庙堂辩论中,双方用书面语进行辩论。穿越剧中,也常常出现主角朗诵诗词名作当场震住对方的场面。这些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不可能的。不在于你当场能否说出来,关键是别人听不懂。中文古诗词的妙处都是阅读出来的,朗诵、吟诵也都是先阅读理解再进行的。 “史诗”都是产生于民间口诵的长篇诗作,古代汉语汉字的“说写分离”使得民间无法记录口语化的民间长篇诗作。中国流传下来的古诗词,只有诗经和乐府中有“民歌”痕迹,但是否当时真正口语民歌,我个人表示怀疑。因为古代各地口音大大不同,没有拼音功能的古汉字实在不是合适的记录工具。“白话文”运动之后,以口语形式记录下大批民歌。从另一方面说明,不会是民间百姓不会“作诗”,只是古代文人难以记录而已。 另外,中国发达的史官历史记录,也是中国难以产生“史诗”的另一原因。因为“史诗”的功能和作用,被史书替代了。“史记”,不就相当于史诗吗? 在经过百年“白话文运动”的今天,中文的“说写一致”已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仍然留下一些遗憾。 我个人意见,今天的汉字汉语,有以下三大缺点: 首先,就是汉语口语中缺乏例如英语中“where,which”这样的连接词,难以表达多层次的复杂含义;其次,就是同音字过多;再次,就是不利于“抽象思维”。 前两项缺点,不用多说,着重谈一下第三项: 为什么会影响“抽象思维”?因为汉字都各自有本身特定含义,而后世产生的抽象思维词汇绝大多数都是复合词,就会在阅读时有所干扰。例如,“为实现农村的电气化而奋斗”中的“电气化”一词,有多少人知道为什么不直接写“电化”,而要加一个“气”字?与空气,与气体有半毛钱关系吗?对比英文的“electrification ”(相当于中文的“电化”)的直接而明确,对于习惯于认真思考的人来说,不是一种干扰吗?也许有人说,我把“电气化”当成一个固定词,就不受干扰。对,这也是大部分普通人同样做的。可是,真正深入思考的人,是需要究根问底的。中国人在抽象思维上的进步,需要的是这些深入思考、究根问底的人。 我们在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时,常常需要认真集中精力读好几遍,才能弄懂一句话。这不仅是由于思想深邃的原因,还要加上汉字原本含义对复合词词义带来的干扰。我想,德国人读黑格尔德语原著时,肯定不会这么费劲。 这也是中国人在原创哲学方面非常薄弱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哲人们在进行抽象思考时,是用口语思考,但写出来的著作与其他人交流时,需要翻译成书面文言文且不说,关键是增加阅读者理解其原意的困难(瞧,我这里用了一个“其”字,这是中文书面语语法,口头表达时是不会用的)。 现代中国人在数学方面表现突出,为什么?因为现代数学有其自成体系的表达方式,专业词汇不用中文,中文就形不成干扰。而哲学、法律等大量需要中文表达专业词汇的学科,中国人的表现就比较弱。这不是中国人原本的思维能力弱,而是中文弱点导致。 坦率地说,中文“不利于抽象思维”(准确来说,是指“不利于抽象思维的成果积累”。不是影响“思维活动”本身)这个缺点,很难解决。这不影响中国人在其他人发现以后,再翻译成中文以后的迅速跟进,但却非常影响中国人在思想、科技等方面的原创。 虽然中文有她的许多优点:不受口音影响,保持稳定;独特的阅读美;可以创造大量复合词,不必像英文那样不断出现新词汇;阅读理解迅速,甚至有时不受词序错误干扰;等等。 但中文的缺点,尤其在大量使用键盘不再书写的今天,以及未来连键盘都少用,而是口音输入的明天,会越来越明显。最致命的,是汉字需要笔头大量练习,才能记忆。现在许多人,离开键盘输入,都不会写字,而口音输入的明天,还有多少人能写字?连字都不会写,怎么保持存续? 有 一,由劳动人民创作所得 二,年代跨度长 三,以神话和历史为素材 四,可以体现国家精神 《格萨尔王传》文字大约产生在古代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奴隶制国家政权逐渐形成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三百年至公元六世纪之间;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公元七世纪初叶至九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也就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历史时期(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初叶)得到广泛流传并日臻完善和成熟。在十一世纪前后,随着佛教在藏族地区的复兴,藏族僧侣开始介入《格萨尔王传》的编纂、收藏和传播。史诗《格萨尔》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并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手抄本的编纂者,收藏者和传播者,主要是宁玛派(俗称红教)的僧侣,一部分就是“掘藏大师”他们所编纂、传抄的《格萨尔王传》,初称为“伏藏”的抄本。 与其他由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物故事不同,关于格萨尔王的故事是以歌谣的形式口口相传了一代又一代。由此,形成了如今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王传》。 “口传文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个传承人,在传唱时都会加入自己的风格和内容等。”阿来说,所以千百年来,《格萨尔王传》一直不停地发展变化,有了很多情节不同、风格各异的版本,体量也越来越大。 在传说过程中,格萨尔王也逐渐被神化了。 在《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是神的化身。他降魔除害、安定疆土,守护人民。有传说认为,格萨尔王出生时长得不好看,但后来,建功立业的他,在样貌上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位英勇俊美的大英雄。“人们甚至将藏族历史上其他伟大人物,例如松赞干布的一些事迹,也附加在了格萨尔王身上,寄托了对英雄的美好想象。”阿来认为。 《格萨尔王传》还塑造了众多崇高、勇敢、忠诚的英雄人物,其中包括一位特别的人物嘉察协噶。他是格萨尔王同父异母的兄长,母亲是汉族。在格萨尔王征战过程中,嘉察协噶一直忠心辅佐格萨尔王,成为格萨尔王旗下三十大将之一。最后,他牺牲在了战场。 “嘉察协噶可谓是整个《格萨尔王传》中最完美无缺的人物形象。甚至格萨尔王都有的一些小毛病,这位人物却没有。”阿来认为,这样一个十分正面的形象,以及对格萨尔王兄弟俩亲密关系的描述可以证明,汉藏两个民族关系的源远流长与亲密无间。如果深入发掘,还可以追溯到一些汉藏交往的历史事实。 世界上的很多史诗,后来都逐渐不再传唱了。但《格萨尔王传》是至今依然“活”在民间的史诗。阿来介绍,如今在藏区,依然有人传唱《格萨尔王传》。关于格萨尔王的故事还在不断地丰富。 人物名片 格萨尔(约公元1038年—公元1119年),出生在今甘孜州德格县。他一生南征北战,统一了大大小小150多个部落,并在今川青藏三省区相连的藏区建立岭国,结束战乱。他统治期间,人民安居乐业,农牧业生产技术有所发展。他也成为藏族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旷世英雄,被后世称为格萨尔王。以他为原型形成的口述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现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久很久以前,藏族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雪山环绕、雄伟壮丽的雪域之邦。人们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刮起了一股罪恶的妖风。这股风,带着罪恶、带着魔鬼刮到了藏区这个和平安宁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嫩绿的草原变得枯黄,善良的人们变得邪恶,他们不再和睦相处,也不再相亲相爱。霎时间,刀兵四起,烽烟弥漫。人们向天祈祷,祈求慈悲的菩萨拯救众生。天神被众生的虔诚感动了。为了消灭恶魔,天神要为众生做三次降伏恶魔的法事,以求得法王长寿,属民安乐。但是王室中罪恶深重的奸臣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降魔法事,因此,降魔法事没有能够完成。降伏恶魔的良好机缘被错过,恶魔更加猖獗起来,从藏区的边地侵入腹地,法王也被降为庶民。一群群妖魔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他们吃人肉,喝人血,吞人骨,扒人皮。因此,雪域之邦这个美丽的地方,成了一片苦海;安居乐业的众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涂炭。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看到众生遭受深重苦难,心中大为不忍,就向极乐世界的主宰阿弥陀佛恳请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请看看不净轮回的地方!您的慈悲最无偏无向,请您给藏区苦难的众生发一道佛光。 世尊阿弥陀佛稍微转动了一下脖颈,一道金光立即为观世音菩萨指明了方向。阿弥陀佛告诉观世音菩萨:在三十三天神境界里,父王梵天威丹噶尔和王母曼达娜泽有一个王子叫德确昂雅。德确昂雅和天妃所生的儿子,叫推巴噶瓦,将降生在南赡部洲人世间。他是人间的菩萨,只有他能教化众生,使藏区脱离恶道,众生享受太平安乐的生活。请你前去牛尾洲,把我的这些话告诉莲花生大师,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观世音菩萨得到世尊的明训,立即向牛尾洲飘去。牛尾洲在南赡部洲的北面,是罗刹居住的地方。座落在牛尾洲的莲花光无量宫的大乐自成殿,是个雄伟森严的地方。到了这里,就是狱帝阎罗也要惧怕,梵天王也要退缩,魔王毕纳雅噶也要避让,普通人根本不能接近这个地方。但是,为了拯救众生出苦海,观世音决定到这个令人胆寒的地方走一遭。他将真身隐去,变作一个头戴蚌壳的罗刹孩子,身上罩着一团盾大的白光。这团吉祥的佛光保护着菩萨,使他不受邪气的侵扰。当观世音菩萨来到牛尾洲东门的时候,被守城的罗刹大臣热恰郭敦看到了。热恰郭敦看着观世音的化身,心中好生奇怪:这是个什么人呢?说他是神吧,他又像个罗刹孩子;说他是罗刹吧,周身又被祥瑞的白光笼罩。对于众生来说,牛尾洲这个地方,不要说看,就是听了也会让人不寒而栗,心惊胆颤。这个面目生疏的小孩竟敢到这里来,一定有什么大事相托。热恰郭敦想不透,也猜不出这个小孩的来意,于是问道:陌生的孩子你从哪里来?来到这里做什么?牛尾洲是万恶的血海,罗刹的食欲比火还热,女罗刹的魔手比水还长,找肉吃的罗刹比风还快。古老的谚语说得好:如果心中没有难以忍受的痛苦,无须在水中自溺;如果没有遭受极大的冤屈,不必把财宝送进官府。你这乳臭未干的孩子,来到这里究竟有何事? 热恰郭敦问毕,眨着眼睛等待回答。观世音菩萨想了想,答道:我从德庆坝子来,来向陀称长官叙说一件重要的事。 热恰郭敦看着这个小孩子,轻蔑地说:“有什么事对我说吧!”“俗谚说:‘五谷丢在草地上,不会长出庄稼,种子撒在田里,才会结出硕果。’对您讲了没有用,还是请您通报一声。我是非见白玛陀称王不可。”罗刹大臣见这小孩不肯对他说,生气了: 格萨尔王身为他的遣使,肩负解救众生的重任。在战争过程中,每当危险即将来临,莲花生大师也会向格萨尔王作提示。“我们罗刹王白玛陀称管辖下的王朝,在古昔之时,法令比雷霆还严厉,领土比蓝天所覆盖的地方还要大,权力比罗曜星还厉害,不要说你一个流浪边地的小孩子,就是像我这样近在身边的内大臣,也常常要无罪被处罚。自从我们有了新的大王,人们在心理上逐渐具备了空性、仁慈及宽、猛、平和三种品德;大家的行动变得一致了,犹如照一个样子裁的衣衫,照一个规格做的念珠一样。但是,如同在圣洁的神殿里不容混杂草木那样,在我们的牛尾洲,仍然不能让一般的闲杂人员混入。你要见我们大王,请问,你有朝拜神庙的哈达吗?有拜见活佛的布施吗?有谒见长官的礼品吗?”童子听了罗刹大臣这一番话,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当然有,我有礼品三十种:教法方面有六字真言,道法方面有六波罗密多,外面有客观六境,内里有主观六识,中间有器官六门。你看这些能作为晋见礼吗?”罗刹大臣见那童子对他说的话并无丝毫畏惧,反倒显示出一股凛然正气,心中大为不悦:“要朝拜扎日神山,就得靠九节藤杖!要赶加吾司山沟的路程,总得给他白银元宝。你的那些礼品,究竟是大还是小呢?” “大也不算大,自己身体只是一弓见长,但它是宝贵的人身。小也不算小,如果会想,它就是今世和来世无穷的资财和食粮,要什么就能有什么,是难得的如意宝;如果不会想,它就是三毒轮回的沉底石,是欢乐和痛苦的根子,是藏污纳垢的皮囊。”“那好,你在这里等着,让我去请示大王。”罗刹大臣再也无言答对,只得进宫禀报。莲花生大师是长寿佛,为了拯救众生,弘扬佛法,他能根据不同的需要,变幻不同的形象。为了教化凶恶的罗刹,他变作威严的形象,来到牛尾洲,被称为白玛陀称王。此刻他正坐在铺着华丽整齐的垫子、镶着金子饰品的宝座上,双目微闭,一心想着法性对人们的意义。对外边发生的事,热恰郭敦和童子的对话,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见热恰郭敦进来,他仍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问:“喂,今天早上谁在唱不动听的歌,说无意义的话?他是不是想把什么重要的事情托付于人?”罗刹大臣心中暗想:俗谚讲:“大王坐在宝座上,两只小眼睛能望到四方;太阳运行于天空,光明普照到世界;浓云遮蔽空中,甘霖降在大地。”照这么说,大王已经知道了一切,可他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回答大王的发问:“威震四方的大王啊,在罗刹城德庆奔庄查穆的外城仁慈大殿门口,有一个非人非魔的小孩。 说他不是神吧,他背上有一圈白光;说他是神吧,长得又像个罗刹孩子。他说他有造福众生的大事,要向您禀报。”“哦,善哉!”白玛陀称王脸上绽出微笑。“俗谚说:‘作为引导者的上师,只要信徒能够改过,比对上师贡献百样布施还要欢喜;作为威震一方的长官,只要百姓忠实于他,比对长官奉送百样礼品还要高兴;有福份的事业领袖,看见善兆,比获得百样财宝还要喜欢。’今天是个吉日,这是个祥瑞兆头,你去宣示:神龙土地及八部[插图]众人,无论是谁,都可以马上到这里来!”当罗刹大臣从宫门出来时,哪里还有什么童子的影子。在童子原来站着的地方,只剩下一株八瓣金莲花,金莲花的花蕊上有一个白色的“誓”字,八个花瓣上依次写着“嗡、嘛、呢、叭、咪、吽、誓、啊”八个字。奇怪的是,这朵金莲花还能发出声音,念诵着这八个字。罗刹大臣热恰郭敦好生奇怪。他暗自思量着:眼前的事,叫我怎样禀告大王、说给大臣、传达给奴仆们呢?他细细思量了十二次,自己出了二十五个主意[插图]以后,心想:如果空性的心不泯灭,大丈夫的心计是不会穷尽的;如果舌头不让牙齿咬掉,智者的话是说不完的;如果任双脚无限制地走去,弯曲的道路是不会有尽头的;如果不用绿色的河水浇灭,红色火焰的燃烧哪里会有限度。眼下这件事,并非没有灵验的猪舍利[插图],不是没有意义的哑吧话。今天早上的这个童子,可能是个什么化身。这朵金莲花,一定是由他所变幻。可这朵金莲花要不要拿给大王呢?罗刹大臣又思量了十二次,给自己出了二十五个主意。他想,大王已经说了,对于有福的人是需要吉兆的,无论是神是鬼,都可带来。这朵金莲花,是个无物的虹影,一定是个吉兆。于是,他捧起那朵金莲花,径直走进宫门,朝白玛陀称王走去。谁知还没有走近大王,手上的金莲花忽然化作一道白光,一下钻进大王的胸口去了。罗刹大臣的心像是被那道白光突然照亮了似的,观世音菩萨想说的话突然从他的嘴里说了出来:嗡嘛呢叭咪誓!在难以教化的藏区,雪山环绕的国度里,发了邪愿的鬼魅们,九个王臣在横行!东面有魔王罗赤达敏,南面有魔王萨丹毒冬,西面有魔王古噶特让,北面有魔王鲁赞穆布,还有宇泽威的小儿子,土地魔王念热哇,狮子魔王阿塞琪巴,凶恶的魔王辛赤杰布。世间的妖魔和鬼怪,有形的敌人和无形的恶魔,唆使藏民走向恶道,让众生遭受苦难。能拯救众生的是神子推巴噶,五位佛陀为他授记三世救主给他加持该是他降生人世的时候了 神农架——一个神秘的地方。 不只是因为野人!还因为那里诞生了汉民族的神话史诗——《黑暗传》。 汉民族存在史诗吗?确实存在!尽管知道的人不多,我也是在去了一次神农架之后,在那里买到了这本《黑暗传》,我才知道,汉民族也有史诗的。 当时买回来就读过一次,后来也读过一次,这次再读已经是第三次了。尽管收获不大,我还是感觉应该写一写了。 一、口口相传的《黑暗传》 我们看到的这本《黑暗传》,原本是神农架地区打“丧鼓”时所唱,它生动描述了流传于汉民族的神话“盘古开天”故事,论述了从“盘古”开天辟地结束混沌黑暗、到人类起源及社会发展的历程。 《黑暗传》有口头传唱和手抄记载两种传承方式。 本书由民俗工作者胡崇竣收集整理而成。 二、艰难的收集历程 《黑暗传》的第一个节录本载于1983年的《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为胡崇竣先生收集整理,后来他又深入民间,收集了8个残缺版本。 各种版本名称不一,有《黑暗传》、《黑暗大盘头》、《混元记》、《玄黄祖出身传》等。 胡先生在以上版本的基础上,又综合神农架地区十几位歌手的口述版本,整理成了我们看到的这本《黑暗传》。 三、关于史诗的争议 史诗是“一种风格高雅的长篇口头诗歌,详细叙述了一个传统中或历史上的英雄的业绩。” 但更多的人认可史诗是“活态”的,它采用口头和书面文本世代相传。 《黑暗传》,以“孝歌”、“丧鼓歌”的形式存在,以盘古开天地为中心,叙述“三开天地,九番洪水”,叙事结构宏大,内容朴实神奇,有力地激发了人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完全具备“史诗”的 特质。 争议的存在,主要集中于对“史诗”的定义上。 个人认为,定义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而与时俱进的。史诗的定义亦应该如此。学术之争与文化本身是不矛盾的。 三、合一的《黑暗传》 经过综合整理后的《黑暗传》,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开场歌 开场歌头,是由歌师在门外十字路口开始,直到孝家门前,正好进孝堂转丧的格调。从盘古到三十六朝,人称“小黑暗传”,能唱三个多小时。 第二部分:歌头 一、天地玄黄 二、黑暗混沌 三、日月合明 四、人祖创世 第三部分:尾歌 四、《黑暗传》故事梗概 天地之初只是一团气体,弥漫在一片黑暗之中。开始没有水,经过了不知多少年代的神人的努力,后来出现了一个叫“江沽”的神人,才把水造了出来。 那时,天萌芽了,长出一颗露水珠却又被“浪荡子”吞掉了。“浪荡子”一口吞掉露珠就死了他的尸体分成五块,才有了五形。 从此地上有了实体、有了海洋,出现了昆仑山吐血水,才诞生了盘古。 盘古请来日月,开天辟地,最后他“垂死化身”,躯干化成大地的一切。盘古死后,大地上的金石、草木、禽兽化成了各种各样的神。这时还没有真正出现人类。 神们互相争夺,闹得天昏地暗,直到洪水滔天。洪水中又出现了黄龙和黑龙博斗,来了个叫昊天圣母的神,帮助黄龙打败了黑龙,黄龙产蛋相谢昊天圣母吞下龙蛋,孕生三个神人:一个主天,一个主地一个主冥府。 洪水中又来了五条龙捧着大葫芦在东海漂流圣母打开葫芦,见里面有一对兄妹,劝他们结婚,才生下各个创世的神。到这时才产生了有血肉的人类世界。 五、值得一睹的《黑暗传》 值得一睹,更值得一读。 神农架是《黑暗传》的重要发现地,也是原始资料保存最多的地区。 这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就用史诗中两句结尾吧: “古今多少兴亡事, 留与后人度春秋”黑暗传汉民族神话史诗研究论文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如果没有某些群体至少是一部分的欣赏和热情、黑暗传汉民族神话史诗研究论文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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