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高考恢复4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的知识,其中也会对高考恢复4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导读目录:

1、广州图书馆·广州口述史·[高考30年] 广东高考标准化改革先锋张敏强:高考不能废申请制可并行。废除高考的人大代表:纪念高考恢复不妨改革招生

2、高考恢复4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

3、人大代表建议废除高考 2010年起由高校自主招

  张敏强●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78级学生●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言论:高考不能废,但迫切需要改革   完结篇   30年前,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全国570万人在冬日赶赴考场。后来这批考生里面走出了陈平原、李东生、陈小奇……1977年,也因此被称作“一个时代的拐点”,高考恢复的不仅仅是一场考试,而且意味着整个社会从无序回归有序。   30年过去了,高考作为唯一标准导致的教育扭曲备受诟病。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催生出新的知识无用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精神准绳渐行渐远。社会上争议之声不断,更有激进者要求废止高考。   今天,本版请来两位重量级的“新三届”人物范谊、张敏强,畅谈高考反思高考,以求问诊当前高考的弊病困境,拨开迷雾探寻改革的方向。   是为高考30年完结篇。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受益者,张敏强后来也参与了高考制度的历次改革,1985年,他作为专家之一,参与了广东高考标准化改革实验。回顾高考30年的路程,他仍然坚定地认为,高考制度可以完善,废除并不恰当。他建议,在现今条件下,可尝试采取高考制与申请制并行的招生制度。   我坚决反对废除高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方案,比目前的高考更公正、更科学,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张敏强   “高考权威性获国际认同”   记者:高考恢复30年了,你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它的得失成败的?   张:我是1978年的高考考生,当时我从河源胶木电器厂车间走出来参加高考,夺得惠阳地区的高考理科第一名,也可以说是恢复高考后的受益者。时至今天,30年过去了,我仍然认为高考作为一个制度,应该坚持下来。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中国高考的权威性在国际上都得到认同,高考的拼音“GAOKAO”,现在是英语里的专有名词,特指中国的高考。   记者:现在,高考是一根指挥棒,不少人认为它集招生、选拔和评价于一身,你是如何看待它的这些功能的?   张: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高考充其量是一种工具、一个方法,只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赋予它太多功能是不可能的。我认同高考确实起到招生和选拔的功用,就是把合适的人才招到高等学府里继续深造。但是现在几乎从政府到职能部门再到学校,都把高考的作用无限扩大,很明显的一个就是给它附加了评价的功能。   老师评职称加工资靠它,学校上等级靠它。试想一下,尺子本来就是用来量长度,现在又想拿它来称重量,这怎么可能呢?   “穷孩子能四处赶考吗”   记者:“一试定终身”这种带有偶然性的制度,被越来越多人批判其不够人性化,有遗漏优秀人才的可能。   张:近年来,我国每年有100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的是500多万人,这个比例也不低了吧。此外,除了高考制度外,我们还有推荐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作为考试外的补充。本来有特长的学生就是极少的,如果万一真的把这几个特长生给遗漏掉了,但对于其他考上大学的500多万考生来说,也是一种相对的公平。   记者:鉴于12年寒窗只为一场考试,废除高考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   张:我坚决反对废除高考。假如不高考会怎么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提出一个方案,比目前的高考更公正、更科学,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有人提出,废除高考,由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假如每年有10万学生报考北大,北大要组织10万人的考场,要组织大批人员监考。命题、阅卷,哪个高校有那么大的能量做好这些事情?好了,每个学校都来组织一次考试,考生要坐飞机四处赶考,穷孩子负担得起吗?高校有这种组织能力吗?   但是,高考迫切需要一场改革。每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几百万到1000万,而仅凭一份高考试卷,就要承担从能力、个性、知识等方面区分1000万考生的责任,还要承担为各级各类高校选拔新生的职责,从测量理论上来说,是做不到的。   记者:对于高考的改革方向,你有什么建议吗?   张:我觉得高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度的选拔性应有所减弱,选拔性适用于本科阶段,而专科、高职院校采用申请制,学生参加由中介机构或考试中心组织的学科知识考试,就可以向心仪的3到5所职校提出申请。   废除高考的人大代表:纪念高考恢复不妨改革招生   范谊●四川外国语学院79级学生●现任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言论: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   在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提交了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止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建议废止“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招生制度,建立由学生自愿报名,高校自主录取新生的招生新体制。此举一出,引起了全国上下新一轮关于高考改革的大讨论。   在中国的现阶段,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不可以,因厌学辍学也不可以。   ――范谊   “我是新三届更有发言权”   记者:能讲讲您的求学经历吗?   范谊(以下简称“范”):我也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1979年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那年我21岁,是石油工人。   记者:可以说,您也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但您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议打破和改革“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   范:从历史的眼光看,恢复高考绝对是正确的。那个时代,年轻人都要上山下乡,感觉未来没什么希望。   但高考给了每个人公平的升学机会,使得社会矛盾得到减压,也给有毅力才华的学生提供了展示才华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可以说,我是既得利益者,我更有发言权,更有体会。   “体制性运作把高考神化”   记者:您在全国“两会”上说的“高考制度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和灵性!”,“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这引起很大的争议。您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范:三十年前,上大学是正面的奖励。经过三十年体制性运作,今天的社会把高考神化了,高考失败就是弱者,甚至考不上一本线就是耻辱。你想想,这样一来孩子压力多大?   我们的问题是把考试绝对化,招生主要是按一次考试的分数录取。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十二年的基础教育就为了一个高考,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记者:您是指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高考的功能也已变化?   范:对。当时恢复高考是适应环境,现在环境发生变化,就要进行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应该为大学教育回归它的本位,即培养人,而不是选拔人,提供实现条件。   改革中国的高校招生制度,是我们对高考恢复三十年最好的纪念。   “因厌学而辍学也不可以”   记者: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废除高考的时机成熟了吗?   范:我提出要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核心不在于要废除高考,我不是反对高考的形式,而是反对现行的招生制度。如果离开高校招生,高考不会有任何人追捧。我提倡的是要给学校选择权。   记者:很多人反对您的方案,主要是这样会造成新的不公平。高考固然有其弊端,但目前大家认为高考还是保障公平的最好方式。   范:很多人对教育公平是有误解的。在中国的现阶段,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因贫辍学不可以,因厌学辍学也不可以。应试教育以成败论英雄,难道就是我们期待和追求的教育公平吗?   “高等教育是公民的权利”   记者:很多人担心,如果不通过统一的考试,而是由学校自己来招生,那很容易造成贫困的孩子没书读,有权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可以上好学校。   范:这种顾虑有一定的道理,需要我们在设计新的高校招生制度时给予高度关注,从制度的设计层面给予限制和避免。   高考自建立、恢复以来,一直都有公平性的问题。但绝对公平从来都不可能。领导和老板的孩子也是公民,为什么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既要保障优秀的穷孩子上学的权利,也要保障那些不是那么优秀但可以支付费用的孩子的上学权利,更何况他们提供的经费还可以帮助政府扩大教育资源,给更多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从分蛋糕的思维中解放出来,把重心放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量上,而不是对上学机会的分配津津乐道。   记者:目前优质的教育资源还是太少了,谁都想上好的学校,而谁能上谁不能上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范:优质教育资源少是个伪问题,因为永远不可能有优质教育充足到可以满足全体国民需要的一天。教育资源的差异性是永远存在的。高考“以分取人”,把学校分成五批招生,国家按照学校的档次来配备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高校的差异性,使学校和社会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名校。   记者:穷孩子们只是希望有读书的机会。   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取决于如何招生,而是取决于高等教育总量。政府的责任是要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把“蛋糕做大”,满足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政府和社会都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这就是高等教育不是所谓人才的专利,而是每个公民的权利。高等教育的责任不是选拔人才,而是把尽可能多的人都培养成社会有用之才。   我有一个“果园理论”。假如一个果园里的果树经过二三十年已经严重退化,是把分配果子的公平性放在第一位呢?还是把更换新树种放在首位呢?答案很明显。高招制度也是一样。如果果实已经坏了,分配得再公平也没用。   如果改革教育体制能给教育松绑,学校就会考虑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个性,学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难道不是更高层次上的教育公平吗?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方夷敏 刘丽君  原标题:“不惑”之年话高考   在中国教育领域,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数十年还会引发无数人回忆、感慨和纪念?这便是1977年恢复高考。   作为我国各类考试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考试,高考连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关系选才育才,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高考又连接着高校、社会和万千家庭,关乎教育、社会公平,关乎民生和国家实力。   今年正值恢复高考40年,“系统梳理恢复高考40年来的历程,有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加深对考试招生工作规律的认识,更加自觉有为地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考试招生制度。”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强调说。   不忘高考“初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形成的统一高考制度,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废除。经过1966~1969连续三年停止招生之后,高校终于在1970年恢复招生,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为指导,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   结果是招生质量难以保证,“走后门”之风盛行,读书无用论弥漫。“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知识越多越反动”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映照。1972~1973年高校招生恢复对考生文化知识的考核,不料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四人帮”借机发难,文化考核遂被取消。   转机发生在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百废待兴,政务要事千头万绪,复出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并在1977年8月8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此前,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大学和大学。”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并通过主流媒体对外发布,万千考生重新燃起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一时间,尘封了十几年的老课本、数理化丛书等复习资料成了“抢手货”。   1977年底,全国570多万不同年龄、出身的人一起走进考场,27.3万“幸运儿”被各大专院校录取。   遥想当年入学场景,77级考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现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王孙禺记忆犹新。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入学第一天,系主任对我们说,‘你们一个肩膀担的是替97个人读大学,因为100个人中,97个都没有机会上大学;另一个肩膀担的是跟帝国主义赛跑,因为‘文革’已经耽误了十年,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好好追赶。”在王孙禺眼中,77级、78级学生是最珍惜学习机会的,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学习,几乎没有周末休息的概念。   “恢复高考把‘读书无用论’的乌云一扫而空,从此中国大地上重新响起琅琅读书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是一批人的个人命运,还改变了人才的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民族的风气,举国上下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尚。”瞿振元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恢复高考是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拐点’,开启了中国招生考试史乃至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高考“初心”得以彰显。   问题倒逼改革   考上大学是“金饭碗”,能“接班”(接父母的班,成为工人)是“铁饭碗”,如果两者皆不能,就只能在家待业。这是80年代初城镇中学生面临的境况。而对农村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则是实现“鲤鱼跳龙门”的唯一机会。   数据显示,1977~1981年高校招生数量从“文革”前的十几万人增加到27万~40万人。由于多年停止招生和高中规模的扩大,每年考生数量多达469万~610万人,但录取率仅为4.76%~6.58%(“文革”前录取率最低的1962年,还在27%之上)。   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压力下,高中教学“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之风愈演愈烈。“读高中就是为了读大学”的指导思想严重阻碍了高中教学的正常实施,也扭曲了学校教育的本质。在应试教育导向下,学生负担沉重,体质下降,偏科现象严重。   1983年底,教育部颁发《关于全日制普通中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试行草案)》,明确要求学校“不能只抓升学,忽视对劳动后备军的培养;只抓考分,忽视德育和体育,忽视基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只抓少数,忽视多数;只抓毕业班,忽视非毕业班;只抓高中,忽视初中”。   顾明远指出,关于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端正教育思想的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改变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现状,8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倡导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素质教育”。1993年中央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   然而,“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现状并没有改变。人们把问题归结于高考“指挥棒”,认为高考制度不改革,素质教育难推行。   1981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高校招生制度改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后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谈松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改革开放后开展的第一轮高考改革,主要是基于减轻学生负担以适应国家对素质教育的要求,纠正高考伴生的“负效应”。考试改革被视为改革重点,科目改革被视为考试改革的重点。从原来考6门,到3+1、3+3、3+X,再到3+文综/理综,高考改革试图通过尽可能减少考试科目为学生“减负”,结果一减少考试科目又被指责造成学生“偏科”。最后考试科目定在3+文综/理综,实际上还是6门课。“科目改革走了一个圈,始终未走出来。”谈松华说。   高考竞争激烈依旧,学生负担沉重依旧,“大一统”的考试格局依旧。   拐点出现在2002年。这一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人群增多,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也逐渐增多。“过去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底层民众的主要问题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没有今天强烈。而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社会对高等教育、主要是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剧增长。”谈松华说。   与此同时,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过去“精英教育”模式下选拔和培养的人才,已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高校人才培养亟待向多元化方向转变。   同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量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尤其是211、985类高校成为稀缺资源。“扩招后,虽然一般性竞争有所缓解,可结构性竞争激化了,激烈竞争的‘主战场’从过去的‘上大学’转向‘上好大学’。”谈松华说,“高考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合理竞争,良性竞争。”如何缓解结构性竞争激化问题,成为高考制度改革的又一项任务。   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新一轮深化高考改革的总体思路。   该“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新的高考改革是高考制度本身对教育内外部环境变化所作的适应,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在探索中推进   回望40年高考改革之路,不难发现,随着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变化,高考制度一直在不断完善,在民众的期待中摸索前行。从标准化考试实验,到试行保送生制度;从高校招生计划并轨,到高校扩招;从高中毕业会考到增加春季高考;从高校自主招生到部分省市自行命题;从招生“阳光工程”到开放异地高考等等,高考制度改革从未停止过探索。   每一项改革都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让改革深受质疑。比如2001年试行并逐渐推广的大学“自主招生”制度,初衷是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高校能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培养方式,选拔具有创新思维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但执行中出现的“腐败”,“向知识精英阶层、城市学生倾斜的精英化倾向”、“联考内部的掐尖暗流”等问题就让该项改革饱受诟病。   十年前,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全国两会上提交的一份8000字长文《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一度将高考制度改革的争议推向“白热化”。   “要不要高考”?主张废除者认为,高考是素质教育的绊脚石。特别是一线的校长和教师,认为高考不改革,素质教育无法推行。主张改革者认为,“废除高考”说,固然看到了高考制度的“病灶”,却开错了处方。因为废除高考造成的弊病,比高考的负效应更大,唯一的出路是改革高考制度本身。   长期从事考试制度改革研究的刘海峰,曾在恢复高考30周年时撰文指出,总体来看,与考试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考试标准化、网上录取、网上阅卷等依托现代科技的改革得到普遍肯定。高考时间调整也被普遍认为是更加人本化的努力。但是涉及高考次数、科目、内容、招生考试主体等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时,争议和反复就不断出现。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并很快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利益诉求者的价值取向不同,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所以政策在制定、出台、执行过程中也会伴随各种质疑。因此,政府要在不同利益诉求者之间进行平衡、协调甚至妥协,使政策平稳落实。   “理性看待错综复杂的争议,须实事求是,全盘了解清楚争议涉及的理念和实践问题,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改革方案符合大的方向和趋势,就要坚持。至于具体问题就要具体分析,局部应对和解决。”钟秉林说,“自主招生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有利于增强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性,符合高考改革方向,所以应该坚持探索。”   钟秉林认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公平问题更加凸显,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为了通过新高考改革进一步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加强了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好大学”的补偿政策。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推进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管理改革工作的意见,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确保2017年高考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同时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仅2016年,国家、地方和高校专项计划就录取9.1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1.6万人,增幅21.3%。   “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是考试招生制度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是高考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的两个主题。”瞿振元强调说,但从静态角度看,两者存在一定的矛盾。比如同一张试卷,统一考试录取,虽然能最大限度体现考试公平,可是“偏才”、“怪才”、“天才”等可能因此被“漏掉”。所以,要实现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的相互促进,必须有动态视角。好的考试招生制度应该是促进公平和科学选才的“协奏曲”,而不是发展一个去牺牲另一个。   为了改革稳妥推进,“顶层设计,综合配套”,“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成为一以贯之的思路。“上一轮高考改革难以奏效,说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项改革难以解决实际问题。高考改革还得做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变革。”谈松华坦言。   新一轮高考改革从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出发,通盘考虑了考试制度和招生制度的有机结合,出台了很多具体举措。这在顾明远看来是“具有完整性、科学性、时代性、可行性,符合我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但能取得多大成效,还有待实践检验。   尽管如此,受访专家认为,高考改革不可能对所有问题做到“药到病除”。高考中的很多问题,还得寄望于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   “如果高考改革光靠教育系统的单兵突进,而没有社会文化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很多举措就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甚至会走偏方向。”谈松华说。(记者 刘苗苗  刊于《瞭望》2017年第25期)  “高考制度完全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和灵性!”“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来自宁波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交出了长达8000余字的《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建议废止高考制度,注重学生素质的考查,由高校自主招收所需人才。   18周岁青年在逐年减少   今年是中国高考制度恢复30周年,高考制度曾经为我国选拔人才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时至今日,高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还有多少?   范谊列出一组数据:据统计,2008年满18周岁的青年为2621万人,这个数字到2009年变成了2008万人,减少了600多万人。这种青年人减少的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017年,届时满18周岁的青年只有1149万人,比2008年减少56%。   他认为,随着教育资源的丰富,上大学的机会已经不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矛盾,对高考进行历史性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招什么学生高校说了算   范谊为自己的改革计划设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一、学业因素占50%;二、非学业因素占30%(含考生社会服务记录、学校社团记录、艺术技能发明竞赛获奖);社会评价20%(含教师评价和家长评价)。   他强调,上述只是一套考核体系。废除高考最关键的还在于改变招生录取的主体,即招生不再由教育部门统一进行,而是把招生权下放给各个高校,由高校自主选拔人才。“现在推行‘阳光招生’,这实际上是把‘唯分数论’制度化、机械化!你想想,光靠机器来选拔人才,如何能鼓励张扬学生的个性和专长?”范谊毫不客气地说。   他特别提出,废除高考并不是说没有文化基础也可以进高校,考试成绩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考查,是必要的。他指出,高校招生考试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即参考高中会考成绩及类似美国高校招生SAT考试的“学术潜力测试”。   他在建议中列出了取消高考的时间表:即从2010年开始,分四年试行,到2013年完成。   反对派:废除高考无法保证公平   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主任曾志新认为,目前取消高考并不合适,目前我国高校毛入学率只有22%,考虑到教育公平的原则,完全废除高考那公平将无法保证,但高校通过扩大自主招生的范围,逐步取代高考具有可行性。   华南师范大学原高教研究所所长张敏强也认为,“废除高考的建议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具备可操作性!”他认为,通过下放自主招生权给高校,逐步取消高考的做法是脱离实际,不但学校招生成本将大幅增加,教育公平也难以保证。张敏强指出,建议废除高考的代表都忽视了考试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意义,现在高考保证了考生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完全符合目前中国的教育现状的。   赞成派:高考是劳民伤财的事   全国人大代表、韶关学院英东生物工程学院院长王羽梅表示,中国高考迟早也要走这一步,但目前还不能。因为除了高考,目前还没有更适合中国实际的替代制度。一旦允许高校自主招生,则可能出现很多漏洞,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走后门”的情况。她认为,即使取消高考制度,也要有个过渡。   而全国人大代表、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则把高考制度称为“劳民伤财的事”,认为用会考代替高考是发展方向。但是,具体时机则要调研论证,毕竟学校千差万别、水平也参差不齐。各个学校自主考试的公信度还难以让人信服,“A校的80分可能要远胜于B校的100分”。因此,废除高考还需要一个过程,“既要搞,又不能操之过急。”
高考恢复4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高考恢复4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高考恢复4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谁是谁的谁,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

原文地址:http://www.schinda.com.cn/post/332.html发布于:2025-11-09